B体育官网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古人说“上善若水”，又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历朝历代都对治水极为重视。可以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治水的历史，从治水的方略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人与水和谐共生的独特智慧。

　　王崇臣、周坤朋：水，关乎农业兴衰、航运畅通、城市安全，历代政权都将水的治理与利用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国家事务。

　　水利机构是古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中央水政系统是在中央机构内设置的专门管理水利的部门和官员；地方专事水利的机构，通常由地方长官或其副职主管。

　　舜任命禹为司空，主管治水工作，首开水利管制制度先河。西周时，“司空”一职，专门负责水利、土木营建，与司徒、司马、司士、司寇合称“五官”，与六卿并列，地位仅次于三公。

　　战国时期，水利官职逐渐组织化，有河丞、司空、水工等诸多职位，但这些多为临时性设置。地方水利通常由地方官负责，比如秦国李冰任职蜀郡太守，兼任地方水利官，主持修筑了都江堰。

　　统一六国后，秦朝大兴水利，在太常、少府、水衡都尉下设立都水长、都水丞，主管全国农田灌溉和河渠修建，颁布水利政策法规，对水利设施进行管理。

　　元朝时期的水利事务被分拆，大司农主管农田水利，都水监主管河防。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就曾任都水监，主持修筑元大都通惠河工程。

　　明清时期，随着水利发展和国家制度完善，水利机构职权逐渐集中，所设官职品级也越来越高。如清代在河防机构下设河道总督，主管黄河、运河、海河等河政，其下又设河道、厅、汛、堡，各级官员具体分工修守河防。

　　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论述国都地理条件、地面水域类别、流水作用以及水利建设的专文——《管子·度地》。

　　汉武帝时期制定《水令》《均水约束》等水法，其中《水令》规定了水资源使用的次序，为载入史册的中国第一部水利法规。

　　唐代的《水部式》，是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典。法典首次以国家法规的形式明确郑白渠的水资源分配。

　　除中央政策法规外，还有一些地方法规或乡俗民约作为补充。一些引水渠道、水池旁常立有石碑，用来记载水资源的权属分配和相关治水事件，起到告示警戒作用。

　　王崇臣、周坤朋：中国幅员辽阔，大部分地区受季风影响，降雨量分配很不均匀，不同地域水环境差异较大，需要修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方能实现对水的全面治理、开发和利用。

　　上古时期，大禹治水揭开了中华民族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篇章，此后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把兴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的大计。

　　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劳动人民在治水理水过程中，更多的是对自然的顺服和适应。水利工程多因地制宜，依据区域地质条件、河流形态、水文状况而建，且巧于设计、精于规划，因循当地材料，体现出与自然和当地文化的融合。

　　在顺应自然、利用地形、选址布局、就地选材、低影响开发、结构设计、水资源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科学成熟的经验智慧。

　　据统计，春秋至明清，我国共建有7520余项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涵盖灌溉、漕运、水害防治等各领域，遍布大江南北、城乡聚落，包括大运河、都江堰、坎儿井等，展现了中华民族宏伟的魄力和伟大的智慧，极大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王崇臣、周坤朋：在几千年的治水理水用水历程中，中华民族最大的智慧就是顺应自然，创造了诸多“人-水-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工程。

　　比如，赣州古城依照地势，巧妙设计了形似“福”“寿”二字的地下排水沟渠——福寿沟。沟渠与城内河沟、池塘相互连通，组成一个有机的“通、集、运、滤、蓄、排”系统，既可调蓄雨洪，又可以改善生态。沟渠在排江出口处，建有12个防止江水倒灌的水窗，江水上涨时，可以依靠江水外力自动关闭闸门，当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时，则依靠水窗内的沟道水力冲开闸门。这一巧妙的设计，使百姓免遭洪水泛滥之苦近千年，至今仍是城市水利建设学习的典范。

　　有“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之称的灵渠位于广西兴安，通过沟通湘江和漓江，巧妙打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灵渠分南渠、北渠，根据地势条件，修建了分铧嘴、大天平、小天平、泄水天平和陡门等。

　　其中分铧嘴是一个犁铧形的分水石堤，使上游海洋河的河水三分入漓江、七分入湘江。大小天平，与分铧嘴相连，是梯形溢流坝，两个大坝组合字形，符合力学原理。陡门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使用了“弯道代闸”的技术。

　　灵渠虽然历经了2200多年的历史，但仍发挥着航运灌溉功能，其因循自然的设计、科学的坝体构造、创新的船闸和弯环设计，至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目前，我国有400多项古代灌溉工程(系统)仍在发挥效益，其中30余项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些工程经历千年岁月，仍继续蓄洪防旱、润泽大地，成为自然与工程相融合的典范。

　　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水利文化，借鉴古代“人水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有助于新时代水利文明的建设，对于当下中国城镇生态建设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